但我们也不能忽视曾侧分析问题具有的重要道义内涵。如果所有人在同样的给定环境中采取同样的回应行动，赞扬和谴责政治家就没有什么道理了。【4-5】

决策分析是必要地，因为出于同样环境中的人表现出不同的行为。这种现象往往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不同、对其他行为体的看法不同所造成的。有的时候，有必要分析谁是正确的（如果真有一方是正确的话）；但是，通常更有意义的做法是查看人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认识、为什么他们会以他们现有的方式观察世界。【19】

                                                             【Robert Jervis,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世界知识2003】

上述两条常识体现的权重关系可以呈现为：

1. 道德是非上的褒贬扬抑重于没心没肺的纯然分析；

2. 道德判断要以真实情况为依据。

考虑到“真实情况”的来源可以是“看”也可以是“思”；看就是观察表面，思就是刨根问底。“观察表面”和“刨根问底”的权重又可以排列如下：

1. 出于在某种情境下比发现真相更重要的理由，“观察表面”优先于“刨根问底”；

2. 对真相的渴望压倒一切，“刨根问底”优先于“观察表面”。

社科盛行以后，“刨根问底”不但优先于“观察表面”，它还通过一系列方法论将后者滑稽化，排除在严肃研究之外。加到上一个权重序列中，就是：

1. 道德是非上的褒贬扬抑重于没心没肺的纯然分析；

2. 道德判断要以“刨根问底”发现（纯然分析）的真实情况为依据。

这样看来，到底是“道德判断”优先于纯然分析还是倒过来，真是不好说了——如果纯然分析的最终结果指向一种去道德化，所谓“道德判断”优先可就真是一个天大的反讽。反讽就是装样子，装作“道德判断”优先，这个行动倒颇熟悉：政治哲学不也最终指向哲学甚于政治么？

还是继续我们的分类游戏吧。

如果“刨根问底”的结果还是“道德判断”优先，和“观察表面”（压根不做没心肺的纯然分析）所取得的结论看起来是一致的：

1. 纯然分析在结论上并不优于观察表面；

2. 由于第一条，纯然分析本身的成本就显得荒诞。

当然，如果我们说“结论不重要，过程更可贵”，就更印证了那个吓人的可能性：philosophy的词义不就是边爱边找永不触及么？弄了半天，原来SS是搞哲学的？

考虑到“刨根问底”式纯然分析“道德判断优先”的结论是一种反讽，即，因为万事皆有因果——“道德判断”本质空虚，“道德判断”的优先就要以那纯然分析的否定性成果来决定。“刨根问底”与观察表面在结论上的一致同样也是一种反讽：观察表面的正确并非因其方法，而在于其运气，因为它无法通过研究“道德判断”而得出一个原生的理性判断。

于是，“刨根问底”的人为那些观察表面的人准备了一个简便的“原生的理性判断”思考工具：成本—收益模型。

分类游戏就到此为止吧。

人民的性情是容易变化的。【Machiavelli, Prince, C.6】

莘莘大众，也就是整个世界尤其在意自己的财产和荣誉。与大众不同，少数人受到权欲的趋势，而他们的权欲似乎不只是对他们自我的关爱。……君主或者可能成为君主的人必须明白，世上除了莘莘大众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人。【德·阿尔瓦热兹，《马基雅维利的事业》，华东师范出版社2009，p.155,157】

 

 

     The constructivist model of language and culture has long dominated the literary en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enduring legacy of Saussure despite the linguists abandoning him 50 years ago. Saussure had little to say about language acquisition, but the influential appplications of his ideas by the anthropologist Claude Levi-Strauss, the psychoanalyst Jacques Lacan, and the philosopher Jacques Derrida have tended to see the system(Saussure's Langue) as essentially embodied in social practice.   

                                   【Gabriel Egan, Shakespears and Marx,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143-44】

    落水某几年前很苦闷地念过一段时间《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人大，2005】。出于专业缘故，最早接触的康德作品是《论永久和平》，可以想象，一群基于所谓现实主义肤浅教条的人们的“批判”“修正”是多么有效地让小朋友对这位大哲学家产生了厌恶——插一句，有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对乌托邦的幼稚病保持着清醒认识本身就是一种幼稚病。康德的智识后代们已经不能理解康德，哥白尼式革命不知道应该说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或者可以这样说：它成功地失败了；如果这个理解正确。

    以上便是落水某在阅读康德之前对康德的成见。可以想象，在死磕完《纯批》开头关于语法的一百页左右篇幅之后，落水某内心被颠覆的感觉：那是确凿存在着细碎星尘的天河。康德用语法来为休谟问题提供一个现象界的支点——确实存在着“真因果关系”的可能性。于是落水某回想《论永久和平》，是否在《纯批》的理论之下，可以获得一个比狭隘的SS要有意思得多的解释呢？《论永久和平》在philosophical sketch的意义上袭承《纯批》，但同时它处理的是政治的重大议题。在这个意义上，SS不识其祖，乃是因为徒子徒孙对这两方面的各自需要的权衡已经过分倾斜；而这一倾斜的肇端恰在于祖宗的革命。

    将语法置于实际生活，人与人的区别瞬间便被取消：人通过理性能够习得语法，而语法作为支点，说明一切正确的规律都有可能被习得。通过理性寻找并占据正确，乃是一种新的明智和新的必然。然而，以语言、语法为例子，区别于一般人的语言学家和语法教师是存在的。乔姆斯基关于语法不敌经验【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Press, 1965 p. 47-58】的说法，无疑反映出语言学家、语法教师和一般人在使用语言这一问题上的失位——更不必谈那些在自己理论中失位的“建构主义者”了。

    有些人大可以说，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在任何一件事情上不是失位的。看，一连连用了三个否定；看来，热爱辨证的SS对语法和日常语言的差别心如明镜。

    是这样吗？以近现代史学理论为例，从狄尔泰的康德式真历史，到兰克跨国别第一手资料编织的真历史，到克罗齐的相对史【当代史】论、年鉴派的日记史，或者统筹在知识谱系学中的“历史学”，愈发政治化、愈发抗拒政治化，对政治化的抗拒形成新的政治化方案，人们在不确定有没有稳固支点的前提下越来越习惯于没有支点或者支点不稳这一假设。蒙森三卷本《罗马史》一上来就从地中海、意大利的方言讲起——既然神的语言希矣，人的语言或因神而混乱，就在这混乱中寻找相对真实吧。问题是我们从来不能也不可能把握住“相对”——或许，蒙森的“相对”无非是希罗多德叙述的那场关于最早语言的“实验”【histoire, B2.2】的绝对版本。

 

女子落水

2009-10-31燕园

     亚伯伯说，研究喜乐是政治哲人的事。

     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老魔障式的宏大学说的基础，恰是喜乐激情——由激情推动的理性，以及以此理性为基点构建的一切人造秩序。

     原子式的个人，或者“人民”——愤恨主子的自由爱好者——亦为激情所推进，以不同的路径追求自由：旧主子的倾覆不意味着奴役的终结，人的自由如此轻贱，大约因为激情可升可降难以驯服。

     他们用空间上的帝国扩展，来保卫这既得的“自由”；如果新的空间没有促使旧的“自由”进一步膨胀的话。很快地表被占据殆尽，空间政治面对其瓶颈，在你死我活的现实政治可能性中更多地把政治神话的纬织转向了时间向度。

     未来。

     为了未来不再痛苦，人们才准备承担当下的痛苦；为了未来不受奴役，人们甘于承受奴役。为了未来的同质化，人们不断划分着敌友。

     洛维特心仪的布克哈特与其同时代人尼采一样，冷峻地看待近现代权力意志的新代言人——

    国家为政治、战争、其他高级事业以及“进步”，欠下了那些众所周知的债务，于是抵押上了未来的成果，宣称它多少正在提供这些成果……如今国家作为头号骗子跟所有骗子站在一起。【布克哈特：《历史讲稿》，北京三联2009，第193页。cf. 《浮士德》“地下财宝”】

     启蒙共济会员们相信“人性的善好”【147，259】，与此同时，通过政教分离和民主政治的集权推进的现代性拉平化运动极大地满足着原子式个人的贪欲——“最大的政治自由结合着最大的经济依赖”，最大的经济依赖结合着对秩序不分品味的嗜好：暴政又何妨？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Faust

钱春绮，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多数人与少数人的灵魂类型[“知识”，“启示”两种范畴]

引子：男子的典型=灵魂类型等级的古今之争

第二部，第一幕，第二场，384，浮士德

海伦和帕里斯＝男子和妇女的理想典型。...

      神曾命令你做什么样的人？

    你现在在人类中占着什么样的位置？

    对此你应当有所领悟。【Persius[34-62]， Satura, 3, 71－72。译文取自林国华】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序言末尾引用了这三行诗，林国华先生就此钩起的开国时与中落时诗人的灵魂类型比较，从普鲁塔克的《对传》中俯拾皆是——道理总是质朴的，言说道理的语言之路却各有各的繁复；向上的路和那向下的路本是一条，而个人对生命质量的体会却天壤相别。

     年轻生命将面临一场新的伸展，但愿我的灵魂足够粗朴博大！人应当成长。不但延续一种风俗的传习，也是听从自然的召唤。

    如果你没读过《二十年危机》，而又碰巧在将来的日子里不得不读这本IR筚路之书，落水某建议先读第十四章。

    如果你碰巧读过《论断与概念》中那些短小精悍的关于莱茵兰法权问题的论文【尤其《中立与中立化》】，一定倍感熟悉。

    当然，关于上述两位作者，还可以看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里头那一篇牛文。

    读过上面这几篇东西之后，如果不是出于熟悉IR学术的必要，任何标签为REALISM的东西都可以暂不读了。

    为什么？

    Schmitt第一本书的主题是诗人多伯乐的《北极光》；E.H.Carr则是“获得剑桥大学古典文学学士学位考试的第一名，而且拿到了拉丁隽语诗、拉丁韵文和希腊文翻译方面的大学优秀奖”[Thompson,2003,p.77]。Carr写过托斯陀耶夫斯基、马克思和巴枯宁的评传，还写过一本the Romantic Exiles【boston:beacon press, 1931】；Schmitt写过一本《政治的浪漫派》。Schmitt的写作以Kelsen为敌，而Carr的作品以Niebhur为模范，他们共同兴趣之一Meinecke的写作则可以追到Ranke。有人把a history of soviet russia【10. vols., London: Macmillan,1950-1978】与Mommsen的《罗马史》【三卷，商务，1994－2005】比肩[Thompson，ibid . p. 80]；而Schmitt自比Hobbes。

    相比之下，H.J.Morgenthau弱冠之年沉迷尼采、花甲之后重讲亚里士多德，气魄虽留有残形，而质量已经大跌。C.S[1893-1985]和E.H.C[1892-1982]作古近三十年。青铜时代与黑铁时代的过渡时期，颜色相当模糊。

在幽暗深渊

无根地轻浮着

 

这一个遥远旧梦

远得失去了所有质地

可时间流而不逝

当初所见可曾再来？

 

像牧童撞入了无名峡谷

在找寻陌生与恐惧的中途

跌落崖壁

在那蔽薮临渊处

是否真有神迹？

 

蜿蜒小径

流入栉密的幽林

一只红眼颤颤的白鸽

说起一个许久不破的沉默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unipolar world, IS 1999

 

早说要就此文写一篇札记，乃是因为它太典型，具备一切“政论”所应具备的特征。

单极世界所指，是美国一超承平[PAX]。Wohlforth一上来就拈出三种关于单极世界的言论：

 

a 是多强而不是单极；

b 单极不和平；

c单极和平不长久。

 

针对abc，Wohlforth简要地说明，美国确实是无可匹敌的因而是单极；美国非但无可匹敌，而且屁股后头那一群捆一块儿也不能望其项背【落水某按：，啥叫神[gods]学？Iliad, 8:19-24】，因此大局必定是和平；美国的敌人相互掣肘，无以形成专注的反美同盟，因此这个单极世界的和平必然是持久的。

“别再把现时代称为“后冷战”了，毕竟单极世界将满十年【p.39】！”这一谑语出人意料地被作者以“学界、政界戮力同心促美国担当单极角色之第一步”在结论中提出，似乎有些Constructivism立场，而众所周知，在给读者洗脑方面，Cism有着循循善诱、亲自移情的伟大功效。Wohlforth在IR学者、政界面前展示abc三种戏仿，暗示当前关于世界大势的学说、言论的言不及义；而他对三种观点的批判，却和那三种观点一样，都有着深厚的IR理论基础。

 

A 如何判断单极与否

B 如何比较主要国家之间的相对实力

C 如何判断主要国家对主导国家的态度和政策

 

这三个“如何”功能上都带有强烈的策论性质。Wohlforth针对主要敌对观点——一国超拔，众国围剿[Realism]；两极结构中国家行为相对有章可循，故最平衡[Neo Realism]；新的经济结构已经改变世界政治经济运作的模式，故多极之间折冲制规是必然[Liberal-institutionalism]——作出“历史”论证：如今，是第一个现代的单极承平！【p.39】当今之所以现代，是因为此前的“承平”都由身分明确而且旗鼓相当的对手之间争霸构成：1815－1853是不列颠与俄罗斯“承平”；1853－1871是outis“承平”；1871－1914是不列颠与日耳曼“承平”；与此类似，冷战是美苏“承平”。苏联瓦解之后，并没有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登擂撼主【p. 10】，因此，从“承担”的角度看，当今的阿特拉美国才是真正的承平。

Wohlforth这一番论证的意义，在于否弃历史上那些“承平”政策——离岸平衡手[PAX Britannica]，大国会议和超国家政治组织节度等等——的可参考性：新的、真的承平，当然不能想当然地用旧的、假的历史来复写。【落水某看来好处是有的，就是避免那些言不及义、沐猴而冠的“历史比较”研究】作者认为，美国应当投身世界事务，承担其单极角色，为自己谋取更好状态积极作为【p. 37】，论证如下：

 

随着政经结构的改变，体系结构的改变是必然的；

在体系转化的过程中，各国状况发生改变也是必然的；

而今，单极世界的体系是需要唯一超级大国来积极提供公共产品，并且在权威上震慑诸国，以预防那些时候未到[体系转化时机尚未成熟]的想入非非给整个秩序带来动乱。

 

其实，就是要求政学两界要为美国担当世界霸权提供权力意志，新的、真的“承平”是一种对参与世界政治之手段与方式的解放：以一切可行的方式灌输美国的这种权力意志，就是营建单极世界稳定性的造化。Wohlforth用Neo Realism的语言来论证这种权力意志：体系结构对超拔国家的压迫力相对别的国家要小【p. 40】，因此超拔国家更要主动担当！而且根据NR的说法，国家不应为其在体系结构系统下不得不进行的行为见罪[罚]，这又进一步将“承平”的任何举动从法权系统中解放出来。无用赘言，既然international是一个诸神争霸的status naturali，“无辜之恶”乃是对IR学者、政客提供策论的一剂绝佳药引；毕竟，在IR理论中，Schmittian Nomos近乎于Realist-Institutionalism【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p. 9】，它也是一种基于国家理由[帝国心性]的无辜！

Nina Tannenwald: The Nuclear Tabo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rmative basis of nuclear non-use, IO 1999

 

此文基本上持Kazanstein1996的建构主义立场，认为所谓规范(Norm: not determine the outcome but shape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p.435)对国家行为体之国际行为有两种作用：

1.       regulative： 通过理性选择，作出符合规范要求的举动

2.       constitutive：通过塑造行为体对身份、利益的看法，使其自觉作出符合规范要求的举动

Tannenwald自己加了一种——permissive。在核武问题上，这种permissive effect就通过将核武定义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直接把使用核武作为人们关注之焦点，从而排除其它的可能性（比如，攒着不用，就是不用，打死也不用）；由此造成的一种影子效应，使一种行为成为默认的不合法。(eg. Nuclear non-use and civilized, p.437)

 

然后，就是二战以后四个可能使用核武器而未使用的例子：朝鲜战争、越南战争、苏联在阿富汗战争【落水某也觉得苏联之自甘灰溜溜撤军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事件，但使这个如此特别的事件符合一个规律，似乎比重演同一个事件难度不低】、海湾战争。按照regulative/constitutive来分，分别是（0，0），（1，0），（1，1）（1，2）。当constitutive压倒regulative后，这个norm基本上就在隐形中发生作用了。

 

可是，为什么nuclear taboo仍然是taboo（forceful kind of normative prohibition, p.436）呢？Tannenwald此文和那些以建构主义理路分析规范的其它论文都有同一个先天限制，就是它只去看norm和agent的互动，而不尝试去讨论这个norm本身具有什么特征。

 

在论证美国核决策时，Tannenwald区分了民众和决策者。Taboo的作用，在民众先于在决策者。很简单，自己的儿子自己摔，怎么决策者的决定大家得陪着死呢？但是民主时代的特征是大众文化盛行而执政的依旧是那无论通过什么渠道成为精英的少数人[strauss, what is liberal education]，这个taboo并不遵从严格意义上的自world opinion到domestic public opinion到personal conviction【p.462】的必然传导过程，因此它不是constitutive effect，而充其量只能是居于二者期间的permissive。

 

Nuclear war以其全面性将大众卷入。部分由于理性选择理论的昌盛，IR总认为既然核战争是irrational的，它大约就是implausible的。可是仔细回顾国关史，欧洲[英、法、德]为什么不能完全信赖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朝鲜为什么不能信赖中国提供的战略保护？而我们为什么不能相信，当第一核打击因为不管什么原因一旦发生，理性的国家们会严格地把守在核战争门槛前？IR的任何大理论(grand theory)在核战争爆发的可能性面前，只能做一个决断，而不能做完满的论证；因为这个所谓的禁忌，至今—往后最多只能是个permissive的禁忌，它对立的那种可能性永远存在，哪怕只以人们的想象图景论（leviathan, c13）。简略地说，这个taboo的constitutive effect之所以能一步步深化，部分地因为人们广泛分享的对暴死的恐惧，以及核大国之间寡头分赃的控制(regulative)。

 

Tannenwald文的意义，除了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用前人所未有的方法讲了一个故事之外，就是说明regulative/constitutive这对分析性(normative)概念之间存在居间的可能，由此那些心智脆弱的人不致于腆着脸在regulative到constitutive之间勾画出一种庸俗的启示性的历史哲学来。可问题，如果我们要在Tannenwald这篇文章的框架下再讨论另一个taboo——比如，禁止贩卖儿童（虽然这在国际法规中比nuclear taboo明确一万倍！）——就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这另一个taboo作用的程度，究竟是在regulative和permissive之间，还是在permissive和完全的constitutive之间？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此书基本上遵从政治科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很明确提供的只是一种历史经验的总结、概要。感觉其实是打通国内国际两层面的国际关系理论，侧重讨论国际层面的经济、军事和政治斗争导致的体系变化以及规则、法权演变。全书最深刻的图景是体系的均衡，而改变均衡的两种方式则是潜移默化或霸权战争。

    框架很明确：威望，能力，结构对单位的[先在]限制。meta-theoretic presupposition：单位的经济、军事实力支持其变革体系之[先天具有的]雄心。

    饶有趣味的是开篇关于“国内政治”的讨论[c2 p.103]，侧重于分析不同政治行为体的政体、经济模式和文化的个性特征：根据“是否能提高竞争能力”而设的标准就是可否将共同体意志通过个体的共—识投入历史进程——社会科学和庸俗的历史分析特征很明显，Paul Kennedy 1987的梗概版。

 

简评：

    1 潜在的前提假设：Justic of Thrathymachus

    根据finnemore，行为体未必知道利益之所在。故未必[先在]追求改变体系谋求主导。对搭便车的讨论建立在理性选择模型上，未讨论理性判断的现实局限。在这样一种学术中立的“寻找规律”活动中，William Wohlforth 1999的意见不见得不对，因为后者彻底放弃了Gilpin赖以为基础的Balance of Power这一实现体系平衡的衡量工具。[落水某必再做一篇Wohlforth的札记！]

 

    2 IR理论的根本麻烦：the porper place/field for Scientific Thoery in IR

    对国内因素的讨论，有很强烈的剥削性借鉴味道，这是IR常见的。Gilpin并没有将利益集团的博弈，与国际行为体之间博弈区分开；因为法内和法外[国际法之特征]博弈这一“特征”是实证的，本身就是international区别于domestic的产物，而不是原因。故内外打通之分析，是一种历史哲学[与Gilpin 1987所说的Liberalism相近]，暗示内是外之原因，外是内的边缘；霸权战争只是这种历史哲学在国际层面的生硬推论[佐证以历史事件]。其实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推断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在morgenthau意义上理解imperialism的话。可以推想，这种分析取向立场的基础是International：基于主权分立的同质而不均衡之状况，国际实践的规律比国内实践更容易观察。作为一个新现实主义阵营中稍偏“历史”的学者，Gilpin指出国内、国外政治有别，然而并没有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他笼统地回顾了一下修昔底德那早为IR人念作教条的两强难共戴天、恐惧激发战争论，却没有像300多年前的霍大爷一样从“人”最基本的属性开始思考——也没有像Waltz 1979那样全然不顾这种现代被划入“心理学”的“伪知识”。它作为一本寻求知识的书并无多大意义，而作为一本IR学人寻求立场的书，却不见得不合适。

有些写作不仅仅是学术，有些写作也不仅仅是行动指南。就其中复杂性而言，揣度作者的写作意图，对于比较完整地理解作品意义显著——如果只求读懂字句、文意，无非是最低程度的学童做读书训练罢了。

 

以Carl Schmitt的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为例。The political作为技术时代自由主义无序政治的对立面，为Schmitt所申张；而Strauss揭露出the political在实践中的核心friend-enemy opposition以及其实践应用的decisionism无非是想在无序中寻求有序。很明显，Decisionism是就自由主义、技术化政治[schmitt称为非政治化的政治]主次不分的情况施行的一次救治，而Decisionism意味着决断优先于决断的结果，也就是说，这个救治不是自足的，如果无计后果，决断的底色就是虚无【Strauss, notes on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Strauss进一步指出，同样强调sovereignty与order的Schmitt，并没有与现代政治哲学家Hobbes分享同一个目标：Hobbes的Leviathan意味着人造的statu civili，通过为subordinates提供safety而区别于all against all的statu naturali；而Schmitt的grouping people by distinguish them as friends and enemies则只能部分地解决安全问题——人、共同体仍然生活在恐惧中。

 

这涉及到Schmitt未明言的一个问题【它对International relations至关重要】：政治共同体内部的敌友划分和外部的敌友划分，有何区别？按照Morgenthau、Gilpin的说法[延自Weber]，是法权环境不一样。但在Schmitt的语境中，主权者的标准是有决断能力，即，有决断能力—主权者—形成法权体系—影响法权体系下的活动，这个链条的本质就是the political中绵延不绝的敌友划分。因此这个解释是颠倒的。

 

再追问，敌友划分的先在性何在？Schmitt只是说the political是一个独立领域，它的特征是敌友划分——从某种程度上说，morgenthau的国际政治[international politics]这个独特领域的特征是以权力界定利益就是自它而来【politics among nations, p.4-11】。比较可能的解释是，或来自行为体[无论个人还是共同体]自我身份定位的需要这种功能主义说法，或来自人事中克服“恐惧”的重要心理需要。由于对“恐惧”的部分克服，Schmitt的Decisionism部分地解决了由“无秩序”带来的悲惨状况及其恐怖想象，因此可以说它消除了一种极其不堪的政治[politic]可能——如果按Aristotle的说法，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politic, 1253a】的话，无秩序确实是无法忍受的。但Decisionism的虚无底色又无法保证提供政治生活以适宜的秩序——Strauss未明说的是，这决断论其实是直通Tyranny的险途，按Aristotle的说法【ibid.1325a-b】，将极端状态和正常状态混为一谈，是不合道理的。因此我们可以说，Decisionism本身是个庸俗的政策解释工具，虽然秩序生于整合，正当才是专制的正当理由，岂能混同于专制出正当？【Howse，《从正当到专政》，《施米特与政治现代性》】

 

因为Decisionism有上述特征，对Schmitt的解读可左可右。或说Schmitt可左可右是因为他学说中的politic和the political概念相互缠绕不清。【Benjamin Arditi, on the political: Schmitt contra Schmitt, telos, spring 2008, p.7】【在我看来，Morgenthau才是把the political理解成international politic的事主。施米特的可左可右不一定是其学说缺陷造成的，它正反映出学说的精髓——决断主义的虚无。不说明白不意味着心里不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不一定都是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对Morgenthau进行“民主辩护”【michael Williams, how ideas matter, IO】是没有说服力的。IR学者从来都只关注politic而不管the political，按schmitt的语境，它正是的the political衰败的产物】

 

某乖写文【《文明冲突的根基》，牛文！】就很精明，就用Schmitt来反对Huntington，认为冲突应该限制在political theology的the political层面而不是泛化为cultural层面的总体冲突，因为culture是一个根据inimitable historical context形成的现代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资源所本，culture必然是local的，加上帝国抱负就成了Schmitt所说的universalism。Universalism在这里的意思是，强行推行一种灭绝性的全面敌对，enemy就成了deadly foe。按照Schmitt，如果我们确实想要疏导“文明冲突”的话，就应当尽可能地使这the political的冲突不至于演变成process of universalization[ annihilation of war]。可是，把冲突限制在the political里，就能解决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了吗？根据political theology国际政治分明是一个诸神争霸角斗场，越是能把the political的决断意志渗透到non-political里，斗争效率就越高——不仅要征服中立大空间，还要征服异质主权者——Kojeve心仪USSR，上书搞Latin Empire，意正在此。

 

和倡导universalization的Kojeve相比，Schmitt扭扭捏捏地憋屈着。这又回过头，Kojeve的意思，Schmitt怎么能分享呢！如果他承认这intra和inter环境中的the political是同类的，则无异于承认，在疆域明显的domestic politic中，enemy就是deadly foe，虽然这在Sovereignty的施米特式定义中已有暗示！

据说，1823年提出并贯彻的“门罗主义”是美国瞅准时机拿下的一块外交重镇。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美国既是美洲一员，美洲是美国人的美洲便顺理成章成为题中之意。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进而是日本人的东亚[大东亚共荣圈]；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进而是第三帝国的欧洲[《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论断与概念》，p. 312]……按施米特的说法，这是大空间政治[Grosspolitic]时代的应有特征。

 

提出门罗主义的时机，恰逢英法抬杠，坎宁为抵制法国吞并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法律出版社1988，p. 88]而利用身为美洲一员的美国提出的不干涉美洲政制、地缘现状的原则。门罗宣言犹如打蛇趁棍上，申明欧洲人不要插手美洲事，许诺美洲人不插手欧洲事这种白条；显然，美国要当头的胃口超乎坎宁意料，而出于时局又不得不便宜了这无赖。[John Lowe, Britain and Foreign Affairs 1815-1885, Routledge 1998, p. 50]考虑到当时控制大西洋的正是英国海军，门罗主义的顺利施行简直相当于中了头彩。

 

门罗主义具体关注“美洲”，而主体是欧洲人的美洲后裔。欧洲人认识中的“美洲”和作为地理概念的美洲一样历经改变。中世纪希约阿姆预言说：必有一子自西班牙出航，到达锡安[末日审判到来时圣徒与上帝共同统御的千年王国之首都也]。1492年，达伽马就冲着伊甸园和黄金开始了人类的远征。为了寻找神圣地而发现美洲，殖民者却并未发现同文同种情堪故属的“文明”——在他们看来，“罪恶之城”外找到的不是一位神，而是尚待驯服的野兽。

 

施米特将以殖民地身份外在欧洲大陆的他者——“美洲”之属——视作中立空间，它与欧洲大陆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一个与人类有限性相匹配的法权系统，这就是Westphalian Nation-state System，作为中立空间的“美洲”是欧洲人的逐鹿场，以外部的野蛮维持内部的礼法，门罗主义就是一个极好的外溢于民族国家之类有固定边界的容器的主权申明。[《以大空间对抗普世主义》，305－313]

 

在《论海洋自由》末尾[c12\13]，格老修斯谴责葡萄牙人独占海洋全无法理支持，说明荷兰作为一个主体进行航海活动的自由，并雄辩地宣布以武力支持这种自由的必然正义。对群聚而居的人类而言，海洋与陆地的性质迥异，政治体的生存必然需要陆地，而政治体的发展必然需要海洋，这或许是门罗主义所申张的权力的自然来由。此外，我们不应忽视，《论海洋自由》是一份诉状，而门罗主义是一份国情咨文；关于正义与否，后者并不需要一座法庭。

 

“全世界初期都像美洲，而且像以前的美洲”（《政府论下篇》，49），洛克借“美洲”这块陌生的野蛮之地描述个人之贪婪，他也许未曾想过百多年后将有一个自比于无君无父自然人的国家，将美洲视作膨胀的空间——“美洲”或者说施米特的中立空间，就像纯然人事历史的开初那样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

 

对施米特而言，这些种种不幸都是必要的，没有它们便没有欧洲法统的平衡：欧洲国家除了[在中立空间]逐鹿美洲，也发明了一种[彼此之间的]有礼有节的欧洲战争；相比于殖民战争的污秽，欧洲战争堪称贵族决斗：接受彼此的平等人格，无论胜负并不侮辱诋毁[《中立与中立化》，《论断与概念》p.295. 诋毁彼即诋毁此！]。然而，当世界历史奔向世俗化，佩德罗总督自立为巴西王，特别是1918威尔逊的国会演讲之后，欧洲与其外层中立空间便难以通过法理来区分彼此——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并不仅仅适用于欧洲了，国与国的平等遍及世界每一个角落，再没有那蛮荒的无主地来充当中立空间了；贵族的决斗便沦为流氓的决斗——仍然你死我活，却不再是相互承认对方大空间内外的权利，变成一种无限扩张和一种基于普世主义观念的绝对意义上的唯我独尊：

 

这样一来，战争就被认为构成了人类“绝对的和最后的战争”。这种战争必然空前惨烈、毫无人性，因为一旦超出政治范围，它们必然在道德和其它方面贬低敌人，并且把他们变成非人的怪物。对这种怪物不仅要抵抗，而且必须予以坚决消灭之，换言之，敌人就不再仅仅是被迫退回自己的疆界内而已。[ 《政治的概念》，2001年版，116页。]

 

凭借着万民对自由的天性需要，自由主义这一从有限经验推断而出的普遍律法，在不同的情境下被广泛欲求[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p.85]，美国撕毁白条，打着为进行世界革命不惜一战的旗号[Woodrow Wilson, Address to Congress, January 8, 1918]推行着它的主义。“门罗主义”跨越重洋嬗变为一种普世要求[而不是固守其中立空间的天然界限]，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法权体系遍布全局，人们便看到：一切以国家理由发动的战争便都是合法战争，也即是在本法权体系内申张正义——基于Kojeve出色的论证，后法西斯德国时代，国家发动的战争若要获得成功则必须具备普世主义的“帝国理想”[《法国国是纲要》第一章第2]——唯有内战和海盗、恐怖主义之类非国家的私人行为才是不合法的[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of Carl Schmitt, Routledge 2007, p.7]，这意味着国家间的冲突和斗争或者被鼓励用同等合法的战争手段来解决，或者变相通过这些非国家渠道偷偷摸摸地解决；两者都是现行政治—法权体系无法辨认，进而是无从审判的。

 

不是因为缺乏法庭，而是因为缺乏犯罪的犯人：它们或者没犯罪，或者是不符合审判条件的罪犯。法庭为处理罪恶而设，却反被其架空。其实从门罗的国情咨文中已经可以看到：

 

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认为事实上的政府都是合法的政府，和他发展友好关系并用坦白、坚定和刚毅的政策来保持这种关系，在各种实践上接受各国所提的公正的要求，不对任何国家所加于我们的损害妥协。[《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p.93]

 

这是一份国情咨文，凭国际政治这一自然状态的本质，美国对何为值得交往的合法政府自有判断。门罗主义的提出及其执行初期的被接受，大抵和施米特所说的“大地的法”法权体系关于权利的认可脱不了干系：国家主权的领地，就是国际法庭的墙外，门罗主义的“对象”在国际法的地位大约和今天的“公海”相类似。施米特明晰威斯特伐利亚法权背后的欧洲历史背景，它已经深深嵌入秩序之中，正如“门罗主义”的历史契机嵌入美国1823－1900的外交实践中一样——作为法律的国际法只能是实证法，通过案例和判决以及其所处时代的权力斗争情况来树立偶然的标准。但无论如何，人必须要出海：作为法理的国际法，无论是主权国家还是中立空间，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和意志的战争状态。

    人们探究秩序，往往被简练地限制在对法的钻研上。根据《法学阶梯》，自然法来自自然，是民法来自一国一地之习俗，万民法则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各民族一体遵守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B1，2：11]。问题是自人类进入黑铁时代，与神分离，形似（形象selem）而不类同（相像demuth）；人之事，犹如旷野流浪，无法明确心智时刻去依靠神，误解预言[《迷途指津》，B2， C38]几乎是必然的，造金牛犊[出埃及记，32：1]也几乎是必然的。

    因为这无法准确揣测的神意或自然，人们指责亚里士多德关于人之政治性的断语[politic,1253a]不周密。严格地说，这个断语的对立意见和它一样不够周密——不一定猜得对，当然也就不一定猜不对——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罗马书，2：15]

    如果进一步想，决裂的人还去思考神事，多少犯了虚妄；像康德一样勇敢[《宇宙发展史概论》，结语]，似乎也不见得逃脱了同一指责。为凡人立法[plato, law, 853c-d]很有些替生民请命的味道，稍有偏差就可能变成了鼓动生民造反的卢梭[《社会契约论》，B3，C9，P.107注释3]，或牧兽成群的霍布斯[leviathan, c13]。人们寻找秩序，却不免从谷底仰望山巅，去想象那俯视目光的重量。

     比如洛克，决不宽容天主教[《宽容书信》，47以下]，却说：

 

     假如一个人发现，上帝把他和所有其他人置于一种没有社稷他们便无法生存的状态，富裕了他们判断力，使他们分辨出那能够保存和维持这个社会的因素，那么他们不是只能得出他承担着义务，上帝要求他遵守有利于维持社会的规则这一结论吗？[转引自《洛克政府论导论》，46]

 

     等于在说，【上帝使】人必然成为政治的动物——这个政治的形态就一定不可能是那代人禀天、阶层分明的天主教会？洛克多次兼用圣经和理性进行论证[《政府论上篇》c4\60\120]，而如果这个“上帝”并不等同于“自然”，就像他如下的说法：

 

    公共或私人事务的良好管理，取决于我们在现世必须与之打交道的人们的各种不为人知的性情、利益和本领，而不是取决于任何有关物质的确定观念……[转引自《洛克政府论导论》，110]

 

    人事的秩序，自然要研究那与人有关的知识。神或者自然是这知识的原因，而人的特殊性又左右这人事知识的性状。好比立法，从神还是从人？是无差别同质的人吗——“仅仅是由于某些人的腐败、邪恶和堕落，才是的人们不得不组成一个与全人类‘这个伟大而天然的共同体’相分离的共同体”（《政府论下篇》，129）——或者，需要进一步考虑：是为一种对象[奴隶]还是为一种主体[主人]而立法？

 

    为了将人的自由与上帝的大能调和一致，洛克让分有理性功能的人类共享“意志”功能，基于理性的意志，人们平等而又“不平等”：

    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理性人对其无理性同胞的统治；每个人都有[天赋的]执行自然法[统治]的权力。[《洛克政府论导论》，124]

 

    只要人们表达同意，“甚至可以说‘国家的裁决’就是我们的裁决，它是由我们自己或我们的代表作出的。”[《政府论下篇》，88]；而如果不[复]同意，权力则通过政府解体、回到自然状态[战争状态]而复归人民。[《洛克政府论导论》，147]

    到底是在无序和有序之间振动着。洛克并不像霍布斯那样重视有序[《洛克政府论导论》，118]，他也当然不是一个革命鼓动家。洛克反复引用胡克的著作，据说他年轻时搭建的政治学说平台距离权威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远。或许洛克也在揣摩着渺渺神意？我们很难断定他心里谋划的完全是一座与天主教会全无相似的结构。

     此人系普布里乌斯（Publius Valerius，就是联邦党人所托名者）的兄弟，在《名人对传·普布利科拉传》中出现六次（三次点名）。“普布利科拉”是普布里乌斯的尊称，意即“为民所敬爱的人”【ibid. 10:6】；普卢塔克把他和雅典伟大的立法者梭伦作对传，称其为“最幸福的人”【ibid. 24[1]:5】。

    谈谈普布利科拉的兄弟马可。普布利科拉从温狄基乌斯（Vindicius，阿奎利家族的奴隶，偶然偷听了王党所收买的贵族与布鲁图斯两个儿子的密会）处得知王党勾结罗马城内权贵谋反的消息——得知此消息的一共三人，普布利科拉、他的兄弟马可，和他的妻子【联想一下：卢克来西亚召集其父、其夫，还有其夫之友布鲁图斯】——普布利科拉命其妻看守禁闭温狄基乌斯的小屋，命他的兄弟[马可]去“包围王宫，如果可能的化，就夺取信件[颠覆活动之证据]，距今所有的仆人”【5：1】。马可为普布利科拉诸兄弟之一，或出于偶然[当时正好在身旁]，或因深得信任，在一件危及罗马政体的大事件中首次出场；不管他出场前是否与普布利科拉很亲近，他在粉碎此次政变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可作为“普布利科拉的友人”之一，不但和乱党竭力厮斗【5：2】，还挺身而出保护了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迁怒的奴隶兼告密者温狄基乌斯【7：3】[他由于普布利科拉而得解放，成为自由民之第一人]。

     马可第二次以个人身份出现，是在普布利科拉与霍拉提乌斯（Horatius）关于主持[朱庇特·卡皮托利努斯]神殿竣工的奉献仪式的竞争活动。贵族妒忌普布利科拉，他们能够容忍他获得的其他荣誉[立法者和军事统帅]，唯除主持祭祀【14：1】；因此特地趁普布利科拉因军务离城时投票决定让霍拉提乌斯得此殊荣。正当霍拉提乌斯主持如仪，准备念献辞时，马可瞅准时机发话：“啊，执政官，你的儿子病死在军营中了！”【14：4】马可显然开了一个恶意的玩笑，谁知搅局不成，霍拉提乌斯以惊人的沉着坚定完成了仪式——某种程度上像布鲁图斯审杀自己儿子时的冷峻【6：1－3】。普卢塔克评价布鲁图斯之杀子曰：

     不管那种情况，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区区小事，对一个男子汉来说也不是正常的，相反，他要么是神圣的，要么就是野蛮的。【6：4】

     霍拉提乌斯当然是神圣的，正如马可的玩笑当然是恶毒而且野蛮的；或许有人会说贵族们投票选拔主持人时对普布利科拉行了不义，马可的野蛮玩笑是出于义愤的报复——这个逻辑在马可看来或许通达，而未必符合普布利科拉一贯的作风：

     [普布利科拉]以自己惊人的克己止住了并消除了他们嫉妒的情绪，这时候她就已经顺利地对他们增加了真正的影响，其程度就像他看上去放弃了的权力一样。【10：6】

     但马可毕竟还是喊出了他的野蛮谎言。我们可以想象那庄严场景的凝固气氛，却很难想到这同一个人居然当选了执政官。时值萨宾人来犯，执政官马可·瓦勒里乌斯在其兄普布利科拉的指点下接连打了两场压倒性地大胜仗，他因此得了全罗马城唯一一家大门向外开的特权【20：1－2】。关于这个特权，普卢塔克写道：据说过去希腊人门朝外开，根据是喜剧中人物出门前得大肆敲门以免路人受惊。【20：3】罗马人于是都把门朝内开。

     罗马贵族怨愤普布利科拉出类拔萃的才能，能容忍他在实际事务[行政、将兵]上发挥具体功能所获得的荣誉，因为这些出于才能[virtue]荣誉是不可剥夺的，正如雅典人对地米斯托克利、伯里克利、阿尔克比亚德这类才人的矛盾感情；可一旦到涉及神圣的事情，他们便无法容忍这些卓绝之人上禀青天下睥群氓的姿态。或许在神圣问题上，至关重要的“虔敬”和才能大小并无必然关系。迈蒙尼德举出那通神的先知所应具备的三个条件——理智、想象力和道德【迷途指津，B2，C36】——人皆有之而程度不同，因此推理能力不足的人很可能虚妄地自以为把握了神意（例子太多了，尤其在希罗多德）。如果不能确定对神意的理解，如何确定一个人是否在和神有关的事务上具有超凡的才能？批判“哲人王”的亚里士多德也说，一个具有超凡才能的人应当终身被拥为王【政治学，1284b29－34】。“虔敬”这一才能的暧昧，使得人间道统无法免除嫉妒与恐惧的折磨，更不必谈那受它们激扬的义愤了。除了神殿竣工仪式，《普布利科拉传》中还有一次提到与神相关的事：

     萨宾人和拉丁人联合在一起，即将对罗马发起一场战争。同时一种迷信的恐惧又笼罩着全城，因为所有孕妇生下的婴儿都是先天不足，体弱多病，而且又都是早产。于是按照古代神言集的指示，普布利科拉向冥王普路托献了抚慰的牺牲，回复了一些阿波罗曾经建议过的健身运动；这样，他使得城邦充满了更多的生气，沉浸在从神明那里得到的希望和期待之中。然后，他把注意力转向了凡人对城邦的威胁。【21：1】

     明辨审度，有所畏惧，有所作为。普布利科拉并没有像不明真相的群众眼见那样是个“塔尔昆暴政的追随者”【10：2】，他“褫夺了执政管的专横权力，使之温良谦和、人人都能接受……”【25[2]：1】普布利科拉在普卢塔克笔下几乎是一个完美的人【26[3]：4】，根据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4a35以下】，出门需敲打喧闹一番的马可以“普布利科拉的兄弟”“普布利科拉的友人”传世，并没有什么不公正。

赫拉克勒斯的迷途

——Αρετέ或Κακία？

 

当赫拉克勒斯从儿童时代进入青年时代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幼年人变成成年人，可以独立自主，并开始考虑如何走向生活，是通过德行（αρετέ）的途径还是通过恶行(κακί&alp...

commonwealth

a voluntary association of 53 states, most of whom were former parts of the british empire. the term 'commonwealth' originated in the fifteenth centry as an english equivalent of the Latin res publica, meaning the public good, or 'common weal'.....

critical theory/ postmpdernism(third great debate)

it supposedly pits the guardians or gatekeepers of the old order (represented by scholars such as K. N. Waltz and R. O. Keohane in the USA and by the english school in the UK) against the vanguard or Young Turks of the profession, many of whom, despite the essentially iconoclastic nature of their challenge, now occupy senior positions within a discipline which in their categorization does not formally exist....

某乖费了颇大力气，去说明温特理论革命的形而上学意义。其实，此君STIP的卷首就引了Whitehead一句：

No science can be more secure than the unconscious metaphysics which tacitly it presupposes.

一句话，不就结了吗？

可惜中译者完全漏了这一部分。此书一版再版，错误几乎原模原样传承，不知道还要传几千年。

说到社科的metaphysis，Strauss在City and Man导言中这样说：

to the extend to which the social scientist succeeds in this kind of study which is imposed on him by the requirements of social science, he not only enlarges the horizon of present-day social science, he even transcends the limitations of social science, for he learns to look at things in a manner which is as it were forbidden to the social scientist.

是不是？

     至于某些人说，提丰放弃战斗之后，其在一头驴子上逃跑了七天，一旦到达安全的地方，他就剩下两个儿子Hierosolymos[耶路撒冷人]和Joudaios[犹太人]，显而易见，这些人在这个神话中添加了犹太传说的成分。(Plutarch, Sur Isis et Oisiris，中译p. 70)

     埃及人将提丰及其相关物视作大恶。异教眼中的选民，和选民眼中的异教，就是有那么一种相似性；利己、利他之流的学说恐怕不足以表述清楚。我们可以从某些埃及人任意猎杀鳄鱼（p. 101）联想到启示录，但此二者并没有太多神话上的关联。

     语境不同。

     怎么个不同法？又如：

     当老安提克（278-242马其顿王）听见某个Hermodote在诗里称他为“太阳之子和神”的时候，他高声喊道：“即便为我抬便桶椅的仆佣，他也和我一样明白，这样的称号于我并不相宜。”（p. 54）

     与

     一些人说祭司为了向亚历山大表示友好，向他致词时用了“O, paidion”[即‘我的儿子’]一词，但由于祭司先知讲的外语有发音问题，以“s”代替了结尾的“n”音，这样就读成了“O, paidios”。亚历山大对这个小小的口误感到很高兴。有一种说法流传开来，说神对亚历山大的称呼是“O, pai Dios”[即“宙斯的儿子”]（Plutarch, Alexander, 27;中译p. 315）

     马其顿王一旦出了马其顿，要当“世界之王”（Machiavelli，兵法，卷一第59段；中译第29页），相应的theo-dike也不得不改变了。亚历山大兼具神圣和世俗双重道统，于马其顿境内，到底不需要像辟斯特拉妥一样，由伪装的密涅瓦领回雅典(Herodotus，卷一第60段；中译p. 28)；他确实想像奥德修斯一样在神的驱逐下出航，毕竟，色诺芬告诉我们，去征服和去流浪某种程度上也是一致的。

今天生日。遥想某乖当年，冥顽浑劣混充文艺青年，独处交际打发韶光美景……忽远忽近，无可抵赖，无以详述。

人是会变的。正如，某乖少时混迹市井游艺厅打三毛一个代币的街机，一块钱每每能蹭个把小时；不久前和张懒散去打拳王，两度过不了第一关，羞辱复羞辱，只得作罢。现在打一局拳王已经要花两块钱了，最新的游戏则是拿代币去射那些数据游鱼，玩家多是托着金戒指的老板，旁边配备一个专门帮他投币的马崽。所谓打水漂，终于也成了游戏。

所谓年华，到底也打了水漂。无意中看到川大一院长的博，上面多是一个高教从业者的事，从毕业结婚到讲课竞岗。过来人说事，后生听着，既陌生又好奇。事业之初那种困苦，大约也是一直以来暗中扰乱自己心绪的；区别是，对他是真切经历，对我则只是一种想象。即使确定知道那是想象，却未必不真实；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哪一个不是想象，哪一个不真实？那吞噬一切的市场不正是在对通货膨胀的想象中自我实现，人们不正是在对通货膨胀的想象中冲击那些金融数据，而复为其所冲击？

必须承认，想象年华将要打水漂，比想象自己的资产将在通货膨胀的规律下发生变化，更触动我心。毕竟，除去一个赤裸裸的身心，人并没有什么值得操心的资产。

看起来有些犬儒了？我一直以为自己对所谓年华将逝的想象无非表明自己现在才意识到自己站在某种分界点，某个尼采所谓的“此刻”。担心着自己不能及时决断，又更害怕决断得草率——这我引以为独特的“迟钝”，始终踩在我的前一个脚印上，驱赶着。然而，我必定要作出决断的。这毋庸置疑。

朋友们，我们已经学会在告别时举起酒杯，却不能不慢慢去体味杯中甘苦！我们即将告别这一个“此刻”，去迎头遭际那下一个“此刻”，聚或离，信或疑，都将使我们成为我们所是。

这一刻，我仍是，充当着，将是我。

O! Eternity!

这歌声辽远而近。我的第儿提玛、萨福、赫洛亚和阿里阿德涅，你是否和我一样战栗、喜悦、泣不成声？

    话说昨天调侃莘莘学子，说没钱旅游，不能亲见政变景色。今日小中一彩，仿佛冥冥中有了应答；中彩之后，面带傻笑，背脊发冷，眼前只冒出“吃人”两字。至于那观摩政变的贼心，早化作腹中之气，长长地出掉了。

    出门以前把《马桥词典》念完，心底泛起一股冷峻的温情。本以为自己早早适应了这感觉，每次体验都陌生而亲切。

 

电梯里贴了一张旅游价目表，去曼谷不过几百块RMB的事，对某乖这种两腿深陷祖国大地的人来说多少有些诱惑。

 

想想也是，眼下到泰国旅游，去看红衫军抢坦克、轰总理，倒不见得不是一件“理性”的事；某乖修习IR，惯于纸上谈兵，没有在流弹纷飞的战场上穿行如梭，说话实在没什么底气。

 

然而修习IR者多失业在家，对专业怨愤难平，哪来几百块闲钱去旅游？加深专业体验则更无从谈起。听说香港旅行中介对红衫军并不以为意，也没有调整业务的意思，看来也准备把政变当作景点——非IR人士，也大抵腻烦了天天上班、旅游也不过在公众假期人挤人凑热闹的生活，有机会观摩政变，日后或被看作先遣队，录入XX改革史；即便时风不适，也能托于“吾从众”，不至于落到大名牵在在某宪章文件上雷打不动的罪名。

 

如果反政府力量控制机场，游人不得不滞留景点，至少也名正言顺地摆脱朝九晚五的腻歪生活，外交部专机接送所含祖国温暖、国民待遇，简直如外交豁免权一样值得与三姑六婆五莽七汉分享分享，以示“我们的儿子阔气多了”。

 

普天之下，莫非专政；率土之滨，莫非景点——欢迎来到现时代。

一般来说，我挺喜欢dr house这样的家伙。聪明，说话到位，省时间。有压迫感，又能把自己藏到习惯性的嘲讽背后，要是谁不小心受了刺激，也算自找。

最近因为关注meta-theory，这东西一方面很符合analytical的分析性要求；但另一方面是没有对象地扫射，那些first-order难免要对号入座。被研究了，还不能说别人血口喷人，因为人家又没说是“你”。暗暗积在心中，一口一个打小人，诛心得厉害。

那是不是就不要去搞second-order了呢？人是社会滴，要交往；要交往就要猜来度去。analytical免不了，区别只是你是否表现出一副诛心的样子——换言之，你是否给他人这样看你的理由？质料总是有的，"ME"加工的事，I也管不着。可是，"ME"毕和I脱不了关系。不是你的错，但后果还得您老人家亲自收拾。

这个就叫“不可还原”的“伴随性”（supervenience）。怎么记这个词呢？鉴于它如此好用——进程就是解释的一个维度；一切social的事情，constituted的事情，都可以扔到社会头上。super-convenience，对吧？老人家亲自收拾的部分，理论就不必告诉你了；待到降临时，怎么样也得人兜着。

     假期要结束，海贼王也追完了；虽然它还在更新日程中，但未来几个月应该不在我的日程表里了。这个假期是某乖念核心最勤快的假期，虽然因此很厌烦，又因为厌烦而追长动画导致全无精力好好念闲书，回想起来也自觉不爽。毕竟，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淫邪地说过，有些人，大好韶光只懂睡大觉，精力都莫明其妙地消耗掉了；且不论日后“空悲切”否，起码这种状态不在青年才俊之属。每每想起，都觉得不爽，惭愧而且加倍不爽。无怪尼采恶毒地说，禁欲主义只能让人不爽。看，禁欲主义和纵欲主义，到底是亲戚啊。

     核心念得多，但疏于整理，整体工作也拉下了些日程。好在也不是全无整理，加上有点记忆力的自信，收拾起来也算麻利。找不到人来聊建构主义，又是一件不爽的事。海裔有星期五读书小组，我只能闷头瞎念，互联网时代攀来比去，又见“禁欲主义”的自虐倾向……

     哎，不痛快，就不彻底。

　　盖本笃十六这位现任梵蒂冈教会头头曾经教会我一些据说用不上的英语单词，而且能在圣诞节用N种预言对人们（注意，不是信徒们）说黑皮牛爷，故某乖对他也略有些印象。近来听说他可能成为最近七百年来第一位逊位的天主教宗，某乖这样的人自然不能自禁要去扒粪（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5336087/）。果不其然，本笃十六如此境况和缠绕西方两千年以上的犹太人问题脱不了干系。弑神者竟然被原谅了，某乖一时看不出本笃十六下的是哪一着棋；而那被原谅的司铎会也有类似石原慎太郎的言论，在犹太精英们无所不用其极的大屠杀话语编织之下显得过分大逆不道。是宽容还是新的战略规划，说不清楚。

　　犹太人问题的版本从斯宾诺莎开始进入近现代。国家整合需要的是公民身份；但形成认同又需要我他之别，故犹太人能够从现代国家这个复合物种获取的普遍平等的身份是有限的。融合之举，不但被虔信犹太人认作对神的被判，更被政治意识浓厚的非犹太国家理论者当作hobbes-spinoza撕裂国家一统大能的根由。确实，犹太人离弃了上帝，就会变成arendt，“极权主义”什么东西的就理所当然地喷涌出来了，斯大林和希特勒就成了一类；被迫害的人中，“犹太人”混杂在“资本家”里，仿佛信仰成了等同于经济之类的类属标签，犹太人信仰上独有的特征也就无从体现了。

　　于是有一种针对受害者的混帐情绪蔓延开来，迫害犹太人＝迫害普遍人，因为犹太人还有一个和你我相同的类属身份，人类之一员。“迫害共产党，我不是共产党；迫害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迫害到我头上来了，我就很无语。”问题是，犹太人和你是一样的，你和犹太人却不是一样的，这明摆着放在那，再怎么移情也到不了彼岸。就算能够成为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犹太人，那也是背弃了神的家伙（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他们还是弑神者；虽然他们弑杀的这个家伙也是犹太人），也根本不值得。归根结底，对犹太人遭受苦难的同情，对施暴者的厌恶，并不构成我们对犹太人这种独特的人群的归化之念。在最重要的差别上，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有时候我们只是因为另外一个施暴者未能像纳粹一样作为全人类的敌人而被打倒而心里忿忿不平。问题是，同一个犹太人arendt却说，犹太人的苦难全无移植到全人类上的可能，纳粹也不是海盗。既然伤口不在身上，就不要跟着瞎喊疼；搞不清楚自己是谁，无论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别人来说，都很要命。至少说明丫浑浑噩噩，接下来八成就是昏昏昭昭了。

　　又如，http://ent.163.com/09/0210/22/51QSJHLT00031H2L.html。假设有这么一个犹太黑gay，是不是就能比旁人更顺利地当选人类代表了呢？

 

     亨老新死，按说不宜马上追赶去“补论”些什么。某乖曾作“文明冲突”评论文，后又从莫尔特曼、米勒诸牛人那读到神学、思想史的路径，自觉受益非常；因此后来读到未来的院领导从政治科学角度解析的文章时已全无兴致，也是正常。反正，“文明冲突”这个话题也算是对着某乖敞开过，堂堂堂堂走过去，边看边想，还顺带解决了些国际关系课程的作业……

     亨老93年的论文扩充成书，因为01年的突发事件而畅销起来。这是历史终结、民主和平论之后又一个世俗“终结”论（如果我们认为冲突这个图景已然展开，并且制衡稳定的话）。亨老发现连某乖这样的小儿也不屑于再玩弄文明冲突论之后，便悻悻然打道回府，启蒙美国人去重新辨识自己的身份了。当一个老黑平地而起，念叨着“老爸的梦”爬进白宫，亨老两腿一伸就死了。

     既然对文明冲突论的图景木有太大兴趣，为什么还重提亨老？要从最近的扔鞋说起。小布什被扔之后，温老也被扔，瑞典一驻以色列外交代表亦被扔【接下来等着看希拉里的亚洲辟鞋之旅了】。话说这个扔鞋，乃是某一种“文明”内部的符号，它的意义不在于鞋子脏不脏臭不臭冲击力强不强，而像梅尔·吉布森在被俘的heart里头率领重苏格兰人露phallus；侮辱的符号可能是被普世认同的，但它原初的意义必然根植在它自身的文化语境中。从符号里读出了侮辱，并不意味着从它背后的语境去感受这种侮辱。比如说，温老遭此毒手，我们就不会从阿拉伯—穆斯林和蒙古—儒教的冲突去看【扔鞋在a-m中的极端侮辱效果】，而是倾向于想象中国领导人和美国领导人为何享受了同样的待遇【被扔鞋】。我们认为，中国没有特别招惹境外回回【其实未必没有】，所以不必像美国佬那样去联想鞋子背后的文化意义。

     或者说，这种文化意义被肤浅地解释成“言论自由”的表达机制。说温老不够幽默机警而过于上纲上线，大约有点讥讽中国领导人离群万丈、未能习惯现代兽群的生活规范的意思。可是，我们是真心质疑这种“缺乏自由”吗？臭鞋乱飞，纵使没有极端侮辱意义，也必让人避犹不及；逐臭之夫还尚且怕痛！何况击打外事人员，也免不了上纲上线……近来看剑桥博士某，所被起诉的罪名是妨害公共秩序，显然是规避外事场合。当然，是你腆着脸来演讲，属于外事人员的非国务活动，给你外事待遇，是官府的事；小百姓又傻又直，才不搭理呢！回想施罗德来中大，卡特去法大，一帮听众全是选拔出来的，所问的问题全是列了单子的……即使不是外事场合，也全无出事的可能，到底要和谐得多。以活动性质来为扔鞋行为脱责，中国人民当然不高兴；因此即便脱了责，也脱不了敏（看看一衣带水的靖国神社）；何况，这位同志连妨害公共秩序的罪名也不担呢！为什么不担？担着也脱不了敏，不如不担，倒能成为风头浪尖的公众人物。

     哦！还没有说到为什么要讲亨老——这个英国青年白白净净，看样子不像a-m；亨老要是等到这一幕上演，大可以谈m文化已经从传播上威胁盎—萨了，于是文明冲突再版，某乖就有机会借着东风向核心进军了……斯人已去！实在可惜。是不是一鞋子扔过去，本来就没啥意思呢？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A0MTkwMDg=.html

盖本博冰冷如窖，大约不会有回应。不过如果真有人来，可能被列入论文的感谢名单……

洋核心懒得提了。闲书推荐一本《罗斯福王》，好读而且读了也没什么害。想起warren论文里写weber1890年的“世间已无张居正”的哀叹，bismark之后就没有sophisticated了；可想之后那些政客的sophisticated已无法被学者所考解。既然学者无法理解weber的sophisticated，自然也无法理解weber所赞誉的那种属于政治家的sophiticated；实证主义—“全面启蒙”的任务下，根据政绩来定位执掌权力者，反倒成了新的“天性”学说了。至少，从传记的写法上看，好人歹人能人庸人都差不多，最肤浅的看法也必归结到性格决定命运——去塑造性格？那人们塑造性格的取向（性格）又是谁塑造的呢？

     以上是某乖最近的念书主题。

     洋核心看得愤懑，一，非留学篇到今天成了非要留学篇，不是没有理由的，质量确实不一样，差距之大，令人心寒；二，洋文里的蠢东西念起来也极费尽，应海裔兄语，只要不用母语，人就八倍傻逼。即便如此，洋核心还是要看，现阶段还要多看……三班倒地看，大约也很有帮助。

     由于很疲倦，就开始看海贼王。奥德赛。。。酒色大海上的陌生人！豁出性命地珍惜，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少年漫画里头，这一部直白而且诚实，比狂叫naruto的同侪们要优胜。乔巴好正！挖哈哈哈……

     2009年开初美好的冰冷早晨，某乖坐在木椅子上听Lacrimosa的双CD现场。“双CD现场”这个说法很out，但是我懒得去查它具体叫什么了（查了也是一堆头带帽子的字母，看不懂。。。）。说高地德语的人给某乖造成了一个几乎不能磨灭的印象：装13。鉴于某乖自己也有装13的恶习，同性相斥，也就不好美言些啥；省得评起来皮笑肉不笑，自己看了都要抽筋。

     列位考研人考研时，某乖掐着表念IO的论文。一旦某乖很认真的念论文，装13的劲儿就油然而起，满眼都是亟待改进的条条杠杠。它们存在了千百年，重拾坠绪的次数多如牛毛，至今不愈，当然是别的问题在作祟了。至此，某乖就长吁短叹。。。

     话说，今天难得冬日暖阳，干嘛窝在冰窟里呢？继上回的年度笑话之后，今早又看见台湾军队要赴亚丁护航的事。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允诺的moderate国际空间以这样的方式来首次兑现，算是给蹬鼻子上脸，有苦说不出，只能偷偷饮泣，猥琐啊。

     话说，某乖在网上向政治学达人们征评论alexander wendt的文章（IO,APSR,ITR...)，如石沉大海。。。谁找到了就提供一下吧。。。赏书，或者请吃饭。。。E猫联系。

http://zaobao.com/gj/gj090110_503.shtml

ecce homo

虽然刚刚开年，亦可作年度笑话了。

     新年应该有新气象，某乖抓紧奥运元年的最后时光把论《兵法》的文章写完，新的一年到来时，桌面上已经摆满几十份建构主义的论文，华洋黑白，铺天盖地，鬼哭狼嚎，好多臭屁。。。本想全身心投入毕业论文（此前还要写一篇关于和平学的课程论文，回想一年多前译阿里斯托芬的《和平》，深感被命运打击报复……囧），今早又接到翻译活。恩，鸡阿姨（gre）有伴了。。。

    下学期开始学拉丁语，一边还得继续在希腊语的挫折里煎熬。难啊，难啊，养只猫就叫阿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