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新的大地之法[1]

我谈起过一种新的大地之法。这意味着我将大地——我们居处的这颗星球——视作一个整全的球状物，并试图理解其中全球划分和秩序。我用以描述这种划分和秩序的希腊语词nomos衍生于动词nemein。Nemein和德语中nehmen（去获取）是同一个词。首先，nomos意味着nahme（占有）；其次，它同时也意味着对所获取物的划分和分配；第三，[意味着]作为划分结果的对所获取物的利用、管理和使用，即，生产与消耗。占有，分配和生产是人类历史中的原初步骤，是原初剧目的三幕。这三幕中任一幕都有其结构和进程。例如划分（division），经过分配上的测度、登记和称量。先知式的语汇“数算”“称量”“划分”——《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中的MENE,TEKEL, UPHARSIN[2]——关乎这原初剧目三部分的第二幕：大地之法。[3]

一直都存在着某种大地之法。在人类的一切时代，大地都被[人]占有、划分和耕作。然而，在[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前，在我们这个体系源溯的16世纪之前，人们并没有对其居处的这颗星球抱有一种全球的概念。当然，他们拥有一种关于天堂和尘世，陆地和海洋的神话形象，土地并未被思度为全球的，人们也尚未在大洋上展开探险。他们的世界是纯然陆地的（terrestrial）。每一个强大的人群（people）都自视为大地的中心，将其统治的疆域视作超然于战争、野蛮和混乱所控制的自由之永固地。实际上，这意味着[某个人群]可以带着美好的道德感（good conscience）对外部世界进行征服和抢劫。于是他们立起藩篱、划定界限、筑出中国长城，或者认定赫拉克勒斯石柱或汪洋大海就是世界的终点。通过那被占领的土地（在希腊，即所谓的oikonome[“家政”]），他们了解的仅仅是自己的帝国。当人们还没有对这颗星球抱有全球概念而穿越泱阔海洋又为人力所不及，那就是第一阶段的大地之法。

当广阔大洋被打开，约莫在500年前，这第一套大地之法便被摧毁。土地被环游巡航；美洲，一片崭新的、未知的甚至从未被猜想过的大陆，被发现了。第二套大地之法随着对土地和海洋的新发现冉冉升起。这些发现并没有受到邀请；在没有获得被发现的人群同意的情况下，它们就实现了。发现者是欧洲人，他们占有、划分并利用[整个]星球。因此，第二套大地之法变为（become）欧洲中心的（Eurocentric）。新发现的美洲大陆最初是以殖民地的形式被利用的。亚洲的大片土地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占有。具有欧洲中心结构的法权体系（nomos）通过开放式的土地占有仅仅部分地延展，此外则通过保护国、租界、贸易协定和利益范围——简言之，更具弹性的利用形式[延展开去]。只能是在19世纪，占有土地型的欧洲强权把非洲完全瓜分了。

这第二套大地之法的主要特征，首先藏于其欧洲中心结构，其次则是，区别于第一套[大地之法]，[虽然]仍然对世界持有一种神话形象，它将海洋囊括其中。因而，它已然是全球的，但仍然区分陆地和海洋。陆地被区分为国家、殖民地、保护国和势力范围；与此相对，海洋是自由的。它可以被所有国家自由开发（捕鱼、晒盐、采殖珍珠等）；它没有疆界，四面开放。自然而然，，具有决定意义地，海洋自由同时意味着从事战争的自由。结果，最强大的海权占有了全球的海洋。在陆地诸强权一侧，出现了一个海洋强权。英格兰击败了它所有的欧洲海洋竞争对手：西班牙、荷兰、法国和德国。

欧洲中心的大地之法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8）。它的基础是双维（dual）均衡；第一，陆地与海洋的均衡。英格兰独统海洋，不允许任何海洋强权对其施加平衡。与此相对，欧洲大陆则存在着陆地诸强权的均衡。这均衡的保证人是海洋强权英格兰。陆地与海洋的均衡构筑了陆地[的均衡]被更深远、更特殊的均衡反过来再度均衡的基础。

陆地与海洋彼此是殊异的两种秩序。有一套关于陆地的国际法和另一套不同的关于海洋的国际法。在国际法中，陆地战争被完全从海战中区别出来。在陆地战争中，没有任何平民人口，而仅仅是彼此对抗的军队互相为敌。陆地战争并非人群（people）之间的行为，而仅仅是欧洲诸国军队之间[的事]。根据国际法，平民人口的私有财产并不在战利品之列。海战则是贸易战争。在海战中，敌人是与对方有商业交易的任何国家。根据封锁和价格法（price law），交战诸国甚至与其有贸易关系的中立国的平民私产是当然的（fair）战利品。关于战争、敌人和战利品的概念殊异，陆地与海洋作为相互隔离的两个世界彼此对峙。

作为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欧洲中心的大地之法被摧毁了。今天（1954），我们居处的世界杯划分为两个部分，东方与西方，在冷战和不时的热战中相互对峙。那就是大地在当前的划分。东方与西方首先是地理概念。因星球抟转（in terms of the planet），它们同时也是流动未决的概念。地球分为两极——南极和北极；而不是“东极”和“西极”。相对于欧洲，美洲是西方；相对于美洲，中国和俄国是西方；相对于中国和俄国，欧洲再度成为西方。在纯然地理条件上说，划定一个固定的疆界或宣告一组恒常不便的相互敌对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地理的对立背后，更深层的、更基本的元素意义上的对立赫然可见。看看地球就足以发现，我们今天称为东方的是一片广袤陆地；与此相对，西半球的辽阔疆幅则被海洋世界所覆盖——大西洋和太平洋。结果，在东方与西方的对立背后，是更深层的大陆世界语海洋世界的对立——陆地与海洋的对立。

在各个高度紧张的时刻，人类历史转化为一种纯粹而简明的元素之间的对立。一位伟大的德意志诗人曾为这样一个世界历史的重大时刻写下惊人的诗作。那是在1812年夏季，当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的王，及其军事和政治权势的巅峰，侵入俄国，朝莫斯科进军。关于拿破仑，歌德创作颂诗，如下：

数百年沉思之物，

他澄怀洞悉，

一切美好的尽皆流逝，

唯有海洋与陆地算数。[4]

歌德站在拿破仑一边；他表达了一种希望，即拿破仑的权势和智慧将战胜英格兰，坚实的大地再次“继承它的所有权利”。我们知道击败拿破仑的并非英格兰，而是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些陆地强权。这表明当时的大地之法仍然建立在陆地与海洋的均衡之上。

今天，我们身处何处？早先的均衡，基于陆地与海洋相互隔离的均衡，已经被摧毁了。现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夺取了海洋基本的元素属性。一个新的第三维度——大气空间（air space）——成为人类权势和行动的角力场。今天，许多人相信整个世界，我们的星球，不过是一座机场，一座原材料的仓库，一艘外空旅行的母舰。这当然是幻想；然而，它恰好证明了新的大地之法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已经提上日程的影响（power）。

这新的法权体系（nomos）会表现为何种形式呢？存在三种可能。第一种也是最简单的一种，是当今全球对立的双方中的一方取得胜利。倘若如此，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不过是通往一个最终统一的完整世界的最后舞台——且说，大地之法代有新出的可怕循环的最终回合、最后步骤。胜利者将成为全世界唯一的主权者。他（he）将占有整个地球——陆地、海洋以及大气空间——并且随他自己的计划和念头来划分并经营之。

一种广泛流传的纯然技术性的当前的思想方式无视其他可能性，因为，对他而言，世界已经变得如此之小，以至于可以轻松地监管。在现代技术的高效率条件下，世界的完全统一似乎是个眼前结论。但无论现代技术手段多么地高效，它们不可能将人的本性或陆地与海洋的权力尽数摧毁而不同时毁灭其自身。现代技术的存在，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昏醉或绝望。我们不必为此抛弃人的理性，也不应停止对新的大地之法[出现]的可能性的考量。

第二种可能，是试图恢复先前法权体系（nomos）之均衡结构，并且用一种与当代技术手段和[新]维度相一致的方式来维系之。这意味着将英格兰早先对海洋的统治扩展为对海洋和大气空间的一并统治；只有美国具有实现它的能力。美国，姑且这样说，是能够管理并确保世界其他部分均衡的最大之岛。

第三种可能也同样基于一个均衡概念，但不是为一个同时拥有海洋和大气空间强权的霸主所维持、控制的[均衡概念]。由多个相互独立的大空间（Groszraume）或政治集团的结合可以构建一种均衡，因此可以积淀出一种新的大地秩序（order of the earth）。

如果这三种可能的全球视角变得广为人知，将是一件好事。大多数对这可怕问题的思虑都盲目奔向一个[只有]单一主权者的世界。这个理念当然有其首要的简明性，但并不能因此而当然地取代其它可能性。第二种可能，先前霸主均衡结构的延续，最有可能接续其传统和风俗。第三种可能，若干相互独立的大空间之间的均衡，倘若大空间相互之间具有深刻区别而各自内部又呈均质的话，就是理性的。

我们星球的新的法权体系（nomos）正不可抗拒地生发着。许多人在其中只看见了死亡和毁灭。一些人相信，他们正在经历世界的终结。在现实中，我们正在经历的仅仅是陆地与海洋的前一种关系的终结。诚然，就的法权体系已经坍塌，随之而生的是那被认可的测度、概念和风俗的整个体系[的坍塌]。然而，将要到来的并不因此是无止境的或虚无的对法权体系的敌对。在这个谨小慎微的循环中，旧的和新的力量、权利裁度和富有深意的均衡得以始创。

诸神和规则皆在，

多即壮伟。

女子落水

草译于2009-12-12

译自Carl Schmitt, The Nomos of the Ea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Jus Publicum Europaeum, tran. G. L. Ulmen, Telos Press, 2003, pp. 351-355